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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名家随笔】于沛:我的乐读生活及雅谈趣事
2022年02月12日 18:21 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:崔蕊满 郭飞/整理 字号
2022年02月12日 18:21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:崔蕊满 郭飞/整理
关键词:名家随笔;于沛;乐读生活

内容摘要:

关键词:名家随笔;于沛;乐读生活

作者简介:

  于沛,1944年生于天津,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,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,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。主要著作有《世界史研究》《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》《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: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》《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(1840—1949)》《历史认识概论》《西方史学史》《经济全球化和文化》《于沛自选集》《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》《西方史学思想史》《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(1949—2019)》等。

 

  岁月悠悠,我时常想起少年时代那段物质上时有饥渴、精神上却与书相伴、充实快乐的求学时光,时常忆起那些对我个人成长有所帮助,并且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影响的老师和朋友们。

  一、贪婪汲取精神食粮的难忘岁月

  记忆中,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主要穿梭于周围的几个图书馆,以书为伴,与书结缘,在读书中快乐成长。

  以书为伴:快乐的暑假生活

 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西单区(北京市已撤销的市辖区)第一中心小学度过的,那是一所百年老校,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,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。三四年级时,我的班主任老师——我至今还记得——姓赵,名字叫淑和,是位女老师。她只有一个儿子,参加志愿军了。每年暑假赵老师都到学校图书馆义务整理图书,她在那儿包书皮、修补图书等,每次我都一起过去,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,如痴如醉地汲取知识的营养。那段时间我就住在她的家里,除了去学校整理图书外,她还带我去看电影、看木偶戏,路上给我买糖果吃,记得有一次电影散场偶遇下雨,还给我买了一把小油纸伞。这样大概持续了三四年暑假时光,现在回想起来,那真是快乐的暑假、充实的暑假、难忘的暑假!

  小学毕业时,赵老师还把他儿子的书送给我一些,印象深刻的有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《普通一兵——马特洛索夫》。这两本书一直到现在我都视若珍宝,正是这些书籍激发了我对苏联历史的兴趣,播下了我走上俄国史、世界史研究道路的童年种子。

  “学生证”:图书馆的“通行证”

  我的中学生活是在北京六中度过的。从六中出门往北,走一站路就是紫禁城旁的西城区图书馆,走两站路就是北海桥畔的国家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。那个时候,中学生拿着学生证就可以“畅通无阻”地出入北京的图书馆。出校门往西走,不到两站就到了天安门旁边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,文化宫有一个大图书馆——北京市工人图书馆。这个图书馆我们经常去,里面有好多自然科学、机器工业方面图书,我们当时去那里主要是翻看种类繁多的报纸杂志,考试期间更多是占座位、复习功课。

  当时,文化宫门票才两分钱一张,很便宜。家里困难也好,不困难也罢,两分钱一般都能省出来。文化宫图书馆再往西走一站就是南河沿了,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就在南河沿南口,里面的图书都很专业,是专门研究俄罗斯和斯拉夫文明、斯拉夫文化为主的图书馆。我还记得,图书馆装修很典雅,都是斯拉夫风格的拼花木地板,和厚重的有精致雕花的橡木门。那时,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影响很大。大家争相阅读肖洛霍夫著名的长篇小说《静静的顿河》,我就是在这家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这本名著,翻开这本书,就好像闻到了顿河两岸泥土的芳香,好像能够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味道……

  在我中学的生活里,有四大图书馆围绕身边:国家图书馆、西城区图书馆、文化宫图书馆和中苏友好协会图书馆,犹如四颗璀璨的明珠,照亮了我的求学之路。

  二、雅谈趣事:师友相长 受益终生

  在我读书求学及学术研究过程中,有几位老师和朋友,对我影响很大,对中国世界史的研究也很重要。

  95分:对历史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

  中学时,有一位历史老师,叫焦庭训,是北京市有名的特级历史教师。有一次历史课考完试,他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:“这个卷子我看了,别的老师也都看了,没毛病。这个卷子答得非常好,但是我只能给你95分,一定不会给你满分。我教一辈子书,没有给任何一个学生满分。我给你100分没问题,但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对历史学的思考探讨,这是一辈子的事,没有止境。”

  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,对历史的思考,也是如此。对历史真理的认识追求,是永远没有止境的。同样的历史问题,在不同时代,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,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。这种对历史真理的追求,薪火相传,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追求过程。

 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,焦老师还有一句话,他反复地讲:一个人,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,有多大的才华,只有投入到社会发展的历史中,投入到社会火热的生活实践中,才能够表现出来;一个人的成长一定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,一定要在集体中,才能显现出他的才华。

  百岁老人陈翰笙:90岁仍然要求带研究生

  我真正把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来思考、来研究,还是到世界历史研究所之后。第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百岁老人陈翰笙,大家都知道,这位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位传奇式的人物。

  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,我正好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的系主任。有一天中午,他到办公室找我,在门外拿着拐杖敲着地面说:“我问你点事,你要如实告诉我,你为什么不让我招研究生了?”

  我说:“翰老,这个事情,您先坐下,听我慢慢给您汇报”,我一边说,一边把门打开,请翰老进来。我接着说:“您是我老师的老师,咱们系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您的学生,所有的老师也都是您的学生。咱们系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,一定会在您的指导下展开工作。您记得吗?上个月我还去您那边,向您请教关于英文翻译的事。另外,咱们院里面有政策的规定,也是出于对您的尊重,您也是老党员了,知道院里面的组织纪律。您尽管放心,我们永远是您的学生,这些同学招进来以后,您什么时候有时间,您跟这些研究生见个面,聊聊天,指导下他们如何学习世界历史。”

  翰老最后很无奈地说:“不让我工作不就等于让我死吗?不让我工作了,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?我要一直工作到死!”翰老的话说得掷地有声,令人非常震撼。

  翰老近90高龄的时候,负责筹备全国青年世界史学者理论研讨会,我是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,和他一起准备大会发言稿的时候,他都是自己写稿子,绝不假手于人;另外,他还召集我们成立了一个世界史文献小组,为编纂中国新的《世界通史》做准备。在这期间,他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几篇关于世界史的理论体系文章。他是一直在工作,一直在思考,90岁、100岁,一直到108岁,直至生命的终点。

  朱庭光:恢复、开创新时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

  朱庭光,在14岁时已是新四军中的一名战士,随着大部队转战南北。他的父亲叫朱镜我,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。小时候他最惦记、最喜欢的就是爸爸的那支钢笔。当时,有一支钢笔是挺不容易的事情。他对父亲的钢笔垂涎已久,可父亲连摸都不让他摸一下。但突然有一天,他的父亲跟随部队转移之前,父亲主动把钢笔送给了他,并且还郑重其事地把钢笔别在了他身上。从那之后,朱庭光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。事后他才明白,父亲是以送钢笔的形式向自己做最后的告别。不久,父亲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。

  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中,朱庭光同样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。20世纪80年代,世界历史研究所全面恢复业务,朱庭光是打开局面的人。他以世界历史研究所为中心,联系全国高等院校世界史的史学工作者和相关研究机构,很快开创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天地。他主编了两套很重要的书:《世界历史名人传》和《外国历史大事集》,为新时期恢复科研业务,把全国的世界史学者团结起来,为繁荣发展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历史研究,做好了学术上的、理论上的、人才上的准备。

  朱庭光是个老革命、烈士子弟,同时作为所长,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,鼓励广大世界史工作者要解放思想,要有所作为,要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,不回避现实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,对多年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“敏感”问题要通过深入研究,实事求是地做出新的回答。

  朱庭光病危时,我和世界史所赵家吉同志赶到友谊医院抢救室。他当时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了,仍断断续续地叮嘱我两件事:一是目前世界历史研究所路子太窄,一定要大胆走出去,要有一个长远规划,一定不能作茧自缚,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要有广阔的新天地;二是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前途在年轻人,所以现在就要抓紧对年轻人的培养。

  朱庭光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,鼓励我和其他年轻人撰写《外国历史大事集》的文章,文章写完后,他从主题立意、史料选择、逻辑结构等方面,对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修改,往往一篇文章的修改意见就达千余字,我们从中受到的教益终生受用不尽。

  李显荣: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“报春的燕子”

  李显荣,是我读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之一,另一位是我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孙成木研究员。记得1979年夏,我去世界史所参加报考研究生复试,当时研究室连个桌子都没有:几个纸箱子堆一块,上头铺一张塑料布,就是一张简易桌子了。当时是夏天,天气热得很,室内既没有空调,也没有电扇,李显荣老师看到我说:“不要紧张,天气太热了,把衣服扣子解开吧。”我说:“没事。”他说:“不影响你录取,解开衣服没事,有背心更好,没背心也没关系的。”他的率真坦诚是给我最初的印象。

  李显荣,虽然生活上一点不讲究,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留学生。他一看起书来,吃饭时间就没谱,经常想起去吃饭的时候,食堂已经关门了。我们时常看到,他在大食堂的马路沿上蹲着吃饭,一手拿个馒头,一手拿根儿黄瓜,样子看起来和普通农民没有分别。

  他是留苏的,所以俄文非常好,在世界史所所有留苏学生中,他的俄文也可称道,而且最出彩的是:受普希金和俄罗斯诗歌文化的影响和熏陶,他能够用俄文很流利地写出水平很高的俄文诗。

  李显荣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《托洛茨基评传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6年)。该书是我国学术界全面评价托洛茨基的开创性著作,不仅在中国,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日本共同社认为,《托洛茨基评传》的问世,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的政策意向。这部著作,标志着中国新时期“历史学的春天”的到来。

  有一年除夕,李显荣老师让我到灯市口礼士胡同他的家中,一起编辑《外国历史大事集》的稿件。我们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了,他说:“我去买点吃的,你先看看报纸,今天晚上咱们把这点事儿做完了。”我说:“老师,我去买吧,今天是除夕,我去稻香村买点好吃的。”他问:“今天什么日子?”我说:“除夕。”他这才恍然大悟,立马说:“那你赶紧回去吧。”说完,硬推着我的自行车把我送出大门。后来这件事还在世界史所传开了,他说:“我差点做错一件事,除夕还拉着于沛干活,我都不知道那天是除夕,幸亏最后知道了。”

  还有一次,我到他办公室,聊他的著作《托洛茨基评传》。我羡慕李老师写成这么本大作,于是就向他“取经”,正聊着呢,有人有急事找他,他说:“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,以后有机会再谈。”我以为他只是客气的这么一说。没想到,礼拜天下午,有人敲家门,我一看是李老师,很是惊讶。

  那天他在我家讲的几句话,令我感触颇深,至今难忘。他说:“书,任何人都可以写得出来,但一定要用心去写,这很重要。有人可以10年写一本书,有人可以20年写一本书,如果你准备写一本书,就要做长时期的准备,要有长时期的积累,包括文献的准备、理论的准备、学术史的准备,等等。”

  李显荣老师,简单、率真、热情,他是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。

  黄绍湘: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

  世界史所还有一位老师,叫黄绍湘。1944—1946年,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。1945年4月,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隆重召开时,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是中共代表董必武。从历史照片看,董必武旁边站着一个留短头发、挺瘦的女士,那就是黄绍湘。

  黄绍湘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,她是清华大学的骨干,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最早的几本美国史的作品都是她写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她先后出版专著《美国通史简编》《美国史纲(1492—1823)》等。

  这里我说她的一件逸闻趣事。在北京国际俱乐部,我曾亲历了她与时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约翰·富兰克林关于“美国种族歧视”的学术辩论。富兰克林是美籍黑人,他说:“我是非裔,但我是协会主席。”同时指着坐在一边的秘书又说:“他是白人,却只是秘书。在美国,种族歧视已成为历史。”黄绍湘用地道的英文进行长篇发言,她分析了种族歧视在美国各历史阶段的表现后,指出:美国的种族歧视由美国帝国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决定,不会成为历史,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而已。历史发展事实证明,黄绍湘的观点完全正确。

  我时常回忆起这些纯粹率真的前辈老师以及朋友们,他们淳朴的性格、对历史真理的不懈追求、学无止境的求学精神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史学的纯粹的精神,一直激励着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不断向前。

 

  (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、郭飞/整理)

作者简介

姓名:崔蕊满 郭飞/整理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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